【前言】

1969年国庆前夕，陈再道身着军装，佩戴帽徽与领章，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这一行为并未引发任何公开的赞同或反对，仿佛得到了默许。

10月18日，陈再道应招待所负责人之邀进行会晤。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，要求陈再道与政委钟汉华先行前往福州军区，随后转赴江西省，参与当地部队农场的劳动工作。

【陈再道、钟汉华到了农场后，都用了化名】

陈再道与钟汉华于10月19日接到撤离北京的指令。随后，钟汉华主动联系陈再道，敦促其迅速做好启程准备，并明确表示：“老陈，我们应当立即动身。”

经过数日的旅程，陈再道与钟汉华于第三日抵达福州。彼时，韩先楚正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一职。陈再道与韩先楚在早年战争时期便已熟识，彼此间有着深厚的交情。

韩先楚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给予了特殊关照。在福州短暂停留后，陈再道被安排至高安县驻军农场，钟汉华则被分配至安义县驻军农场。

抵达驻地后，陈再道以"陈新"为化名，被编入二营机枪连。他与连队官兵共同生活，参与日常农务，重新执掌镰刀与锄头。在与基层战士的朝夕相处中，陈再道内心的阴霾逐渐消散，精神状态明显改善，思维也愈发开阔。这种集体生活的融入，不仅让他重拾了劳动技能，更促使其心理状态发生积极转变。

据陈再道回忆：

各级军事单位中的指挥人员，普遍展现出高度的关怀与体恤。在日常起居与工作安排方面，他们充分考虑到我们的生理特征与实际需求，给予了周到的照顾与妥善的部署。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，体现了军队内部和谐融洽的上下级关系，同时也彰显了管理者对下属的人文关怀与专业素养。

陈再道抵达江西后，尽管使用了化名，但其真实身份在连队内部早已为人所知。出于对他的敬重，多数士兵仍以“首长”相称。对此，陈再道经过深思熟虑后表示：“感谢大家的尊重，但今后请称呼我为‘老陈'即可。”

陈再道的发言赢得了在场人员的认同，众人纷纷以微笑示意，表示赞同。此后，陈再道在群体中获得了一个亲切的称谓——“老陈”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，陈再道每日清晨均早早起身。尽管他有意参与连队的晨练，但连队干部坚决劝阻。因此，他与几位资深同志共同行动，时而攀登附近的山峰，时而漫步于锦江之畔。

夜幕降临之际，农场组织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活动。陈再道手持便携式折叠椅，与连队全体官兵一同前往观影地点。甫一抵达，他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在场官兵纷纷议论道：“据悉，陈同志曾是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。因其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，毛主席特授予其特殊权限，在紧急情况下可先执行后汇报，且不受死刑追究。”

陈再道听闻此事，内心既感荒诞又觉温暖。荒诞之处在于众人将子虚乌有之事渲染得如此玄妙；温暖则源于战士们对他的关切之情。当时，众多士兵执意要求他出示所谓"免死牌"，他不得不反复澄清，此事纯属无稽之谈。

陈再道心中思忖，革命军队秉持严明纪律，功过分明，不存在所谓的“免死特权”。他进一步回忆，当年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之际，他本人担任另一支红军部队的师长，并未参与大渡河战役。

陈再道通过与士兵们的交流，深切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敬重与友好。当晚电影放映完毕，他与战士们共同高歌，愉快地返回连队驻地。

1970年春季，连队进入农忙时节。陈再道与全体官兵共同投入农业生产，依次开展耙田、灌溉、育秧及插秧等系列工作。在插秧作业当日，连长对陈再道作出具体分工："陈同志，今日由您担任物资保障负责人，主要负责秧苗的调配与分发工作。"这一安排体现了连队内部工作的合理分配与协同配合。

陈再道即刻领悟了连长的意图，回应道："我需参与田间劳作，'供给部长'一职，请另择贤能。"

在持续劳作后，连长与士兵们再次规劝道：“陈同志，田间的积水温度过低，请尽快上岸。若因长期浸泡导致健康受损，我们无法承担相应责任。”

陈再道淡然回应道："无碍。"

士兵们注意到陈再道的动作娴熟，便询问道：“陈同志，您之前是否参与过插秧工作？”

陈再道微微颔首，嘴角含笑回应道："无论是入伍之前，还是从军之后，这些经历我都曾有过。"

在日常工作和集体生活中，陈再道与连队官兵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时常牵挂钟汉华的生活状况，体现出对战友的深切关怀。这种在革命队伍中形成的真挚情谊，不仅增进了同志间的相互了解，更彰显了革命军人之间的深厚情义。

钟汉华抵达农场后，采用了“劲松”作为化名。起初，战士们对此感到疑惑不解。有人提出质疑：“《百家姓》中并无‘劲'这一姓氏，他或许是位高级官员，故采用化名。”另有人推测：“中国存在欧阳、上官等复姓，劲松或许也是复姓之一。”

据传，劲松原姓金，在井冈山时期，毛泽东将其姓氏改为劲松。这一说法在部分人群中流传，被视为历史轶事。

战士们向钟汉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疑问："您的姓氏究竟是'劲'还是'金'？"面对这个问题，钟汉华机智地回应道："'金'与'劲'本属同源，实为一体。"这种巧妙的答复既化解了疑问，又彰显了他灵活应变的能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众人逐渐了解了此人的背景，遂以“金老革命”相称，而“老金”这一称呼也逐渐被取代。

在部队生活中，钟汉华与士兵们共同参与日常饮食与劳动任务，建立了良好的同志关系。他不仅擅长演奏多种乐器，还精通书法艺术，其工整的毛笔字在连队中广受赞誉。这些特长使他在官兵中颇受欢迎，成为连队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。

1970年冬季，陈再道在住所内使用火炉取暖，不慎引发煤气中毒事件。他凭借顽强意志，奋力向门口移动寻求救援。事后，他被紧急送往省军区医院接受治疗。在住院治疗期间，历时两个多月，临近康复出院之际，王震将军专程前往医院探望。

【陈再道、钟汉华从南昌到了福州，韩先楚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】

1971年初，陈再道在农场接到江西省军区的紧急通知，要求其立即前往福州军区接收中央指示。与此同时，钟汉华亦接到相同指令。

陈再道内心澎湃，思绪万千。他深知此次前往福州军区肩负重任，然而具体指令尚未明确，这令他陷入深思。他反复揣摩上级的意图，试图理清此次行动的战略部署与战术目标。作为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，他明白每一次调动都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。他细致分析当前局势，评估可能面临的挑战，同时也在思考如何高效执行即将下达的任务。这种复杂的心境，既体现了对职责的敬畏，也彰显了其作为军人的高度责任感。

清晨用餐完毕，陈再道迅速整理好随身物品。不久，江西省军区派遣的吉普车抵达农场大院。陈再道登车后，凝视着窗外迅速掠过的连绵山峦，内心不禁泛起一丝淡淡的愁绪与留恋。

在农场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，他对这片土地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不知不觉间，吉普车驶入了福州。陈再道抵达军区干部部，一位值班干事询问了他的身份。

陈再道自报身份后，接待人员礼貌地回应：“韩司令已得知您的到来，在办公室等候多时，因临时事务外出，稍后即返。请您先前往招待所休息。”随后，接待人员安排车辆将陈再道送至福州军区招待所。

陈再道抵达招待所后不久，钟汉华亦从南昌赶到。两人久未谋面，重逢之际倍感亲切，随即开始交流近两年的经历。片刻之后，韩先楚推门而入，陈再道与钟汉华同时起身，热情地致意："韩司令！"

韩先楚与陈再道、钟汉华逐一握手后，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及生活近况。紧接着，他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三项具体指示。

首要举措在于重新确立其政治地位与相应待遇。

其次，应注重学术研究与作息平衡；

第三阶段为住院进行全面体检。

数日后，陈再道与钟汉华入住福州军区总医院，接受系统性的健康评估。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诊疗，陈再道原有的肺部疾病已得到有效控制，遂办理出院手续。根据韩先楚的安排，陈再道随后迁入汤井巷招待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罗瑞卿与张爱萍在福州休养期间，也选择了同一住所。

陈再道在此居住期间，因终日无事可做，颇感孤寂。为此，他致信妻子张双群，表达了团聚的愿望。很快，夫妻二人得以重逢，陈再道的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。

1972年春季，陈再道依旧在招待所内等待组织的工作安排，但始终未获任何消息。

在公务之余，韩先楚时常前往招待所探望那些暂时赋闲的老战友。某日，他步入陈再道的房间，陈再道直截了当地提出：“韩司令，我的体检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有何安排？”

韩先楚略微思忖后回应道："上级尚未下达最新指示，我们仍需返回农场继续工作。"

陈再道对此表示诧异，随即指出："相关事项应予以明确，建议向上级部门进行汇报。"

韩先楚微微颔首，表示认同。

经过一段时间，韩先楚将陈再道的相关情况上报至北京。某日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完成外宾接待工作后，指示办公室联系总政治部主持日常事务的副主任田维新。

在京西宾馆出席会议期间，田副主任接到周总理的紧急通知，立即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。这一行程的转变反映了其职责的紧迫性，也体现了对上级指示的迅速响应。通过这一行动，展现了其在关键时刻的专业素养和执行力。

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田维新时，开门见山地表示："此次约谈的主要议题是干部问题。鉴于单独与你商议不够全面，建议你另行邀请一位同志共同参与讨论。"

经总政深入研讨与审议，最终决议委任陈再道担任大军区要职，予以复职安排。

当日，田维新致电某军区司令员，就陈再道出任副司令员一事进行商讨。然而，对方在电话中略显迟疑地回应道：“陈再道？他可是我的老领导啊！”此言虽简，却意味深长。让昔日上司担任下属职务，势必在工作中造成诸多不便。

【陈再道、钟汉华对自己的新岗位，都非常满意】

彼时，大量军队干部得以恢复职务，各军区领导岗位均已满编，导致陈再道将军一时难以安置。这一人事状况反映了当时军队系统内部职位的饱和状态，使得即便是资深将领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任职机会。此种局面既体现了干部政策的调整成效，也暴露出军队编制管理方面的现实困境。

田维新随后致电韩先楚，详细阐述了相关情况。韩先楚在电话中态度明朗，表示：“老陈的品德与才能我们均有所了解，我诚挚欢迎他加入福州军区。”

六月中旬，韩先楚再度造访陈再道下榻的招待所。甫一进门，他便向陈再道传达了喜讯：“老陈，中央军委已下达任命，由你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一职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便可再度携手共事，并肩作战。”

陈再道对此感到十分欣慰，他得以重返岗位，继续为军队和国家贡献力量。韩先楚面带微笑地表示：“我的能力如何，你心中有数，期望你能多加指导。”

陈再道向韩先楚表达了诚挚的谢意。韩先楚握住他的手，回应道：“不必言谢，只要你对结果没有异议即可。”

在韩先楚离开后，汤井盖招待所迅速传出陈再道即将复出的消息。在此居住的老同志们得知此事后，既为陈再道感到欣慰，又对其新职务中的“副”字表示不满。

陈再道对此持不同观点，他认为在战争时期，职务调整是常态。历史证实了他的说法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陈再道本人也曾经历过降职。

1937年，陈再道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。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，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。经过一系列协商，陕甘宁地区的红军被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其编制包括115师、120师、129师以及直属部队。

陈再道被任命为129师386旅副旅长。尽管从军长职位调任副旅长，他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或抱怨，始终秉持着革命工作不分高低的态度。作为一名资深共产党员和军人，陈再道坚定地认为，无论职务如何变动，都应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。他明确表示，即便是被派往农场工作，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。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觉悟，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军队事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。

七月中旬，陈再道收到中央军委的正式通知，受邀赴京参加"八一"建军节庆典。抵京后，他下榻于北京饭店。活动甫一落幕，周恩来总理便立即安排与他会晤。

周恩来总理以坚定的姿态握住陈再道的手，郑重地表示：“陈再道同志，中央决定重新启用你，希望你能够放下思想负担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。”这一指示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陈再道的信任与期望，更彰显了组织对其未来工作的明确要求。周总理的这番话，既是对陈再道的鼓励，也是对其未来工作方向的明确指引。

陈再道听闻此事，内心情感难以抑制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。

周恩来总理进一步阐述道："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，各级领导干部，无论其职位如何，本质上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。党中央充分理解并信任你的工作。"

在周恩来总理的勉励下，陈再道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。自北京返回福州后，他立即前往新岗位履职。总理的关怀不仅提振了陈再道的士气，更为其后续工作开展奠定了积极基调。此次返程后，陈再道迅速进入工作状态，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职责之中。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上级领导对干部的关心与支持，同时也展现了陈再道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。

陈再道在福州军区任职期间，获悉昔日同僚钟汉华已调任广州军区担任副政委。据他了解，钟汉华抵达广州后，军区高层便立即将其接至军区礼堂，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典礼。

陈再道与钟汉华对各自的新任职务均表示认可。陈再道履新后，韩先楚委派其负责后勤、空军及海军事务。尽管陈再道已离开岗位数年，但凭借其长期担任军队高层领导的丰富经验，处理相关工作仍游刃有余。

在陈再道的指挥下，部队各项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其影响力迅速扩展至全军范围，成为当时军事领域的重要标杆。

1975年8月，陈再道奉调至北京，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一职。然而，他并未因这一职务而安于现状。陈再道以其一贯的幽默风格，向同僚调侃道：“所谓顾问，不过是有暇则询，无暇则弃，此职实令人心智怠惰。”

自1977年9月至1983年1月，陈再道担任铁道兵司令员一职。与此同时，其长期战友钟汉华于1979年至1982年间出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。

在晚年重逢之际，陈再道与钟汉华共同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。陈再道感慨道："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我不仅幸存下来，更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。相较于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，我无疑是幸运的。作为一名革命老兵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应当不懈奋斗，为革命事业贡献毕生力量。"